1939年10月，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亞（以下簡稱印尼）爪哇省的一個小鎮(zhèn)，據我父親講，到我們這一代，我家祖祖輩輩已經在印尼生活了六代人。1958年6月，我從三寶垅中華中小學高中結業(yè)，和千千萬萬熱血青年一樣，我不顧家人的反對，孤身一人投奔祖國懷抱。
新中國成立初期，我們國家一窮二白，百廢待興，同時還遭到帝國主義的全面封鎖；但是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，全國人民靠著自力更生、奮發(fā)圖強的精神，頂住了帝國主義經濟、軍事圍堵壓力，不僅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，經過短短的十多年，還研制出了“兩彈一星”的奇跡，標志著向世界宣告“中國站起來了”！是的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是站起來了。但是，由于當時奉行的是計劃經濟和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，年年歲歲斗來斗去，工農業(yè)生產發(fā)展緩慢，尤其是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(yè)更是如此，市面上日用品緊缺，買什么東西幾乎都要憑票，而且有些東西根本就買不到，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明顯的提高。
1960年，我從印尼帶回的運動鞋穿爛了，但在國內買不到，只好叫弟弟從雅加達買了Made in China的“回力”鞋寄來；我生來愛吃甜食，但市面上買不到糖，只有肝炎病人每人每月供應2斤沙糖，睡在我下鋪的班長得了肝炎，我就經常用他的調羹“偷”他的糖吃，有時被他撞見了，他也不好說什么，只是“吃嘛吃嘛”了事，好在我小時候得了肝炎，不然，肯定要被傳染。后來他休學了，我就叫弟弟從印尼把糖精夾在信封里寄來。物以稀為貴，1967年我托同事從昆明寄賣行買了舊的“牡丹”牌半導體收音機，花了180元——幾乎是我三個月的工資！
從1964年9月到1979年6月，我每月的工資是67元，在當時的紅河州內，在同級別的干部或科級人員中算是最高的；我太太的工資是41.64元，兩人加起來還不到110元，幾乎到每月的20號左右，離發(fā)工資的日期還有4、5天，全家的錢只剩下3～4元，我就拿0.84元買三包“金沙江”煙，然后把剩下的錢交給太太來安排。
1979年以前，我們絕大多數(shù)人真正的“無產”階級，房子是公家的，就連我們睡的木床，用的方桌方凳也是公家的；那些擁有“三轉一響”即自行車、手表、縫紉機和收音機的，算是“富有”的家庭，絕大多數(shù)家庭擁有的唯一的家電就是手電筒。
改革開放后，黨和政府奉行市場經濟，以發(fā)展經濟為中心，強調安定團結、共創(chuàng)和諧社會，工農業(yè)生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(fā)展，市面上的商品（無論是吃的、穿的、還是用的）琳瑯滿目，應有盡有，只要有錢，想買什么都可以買到，人們的生活如芝麻開花節(jié)節(jié)高。就拿我們家來說吧，1995年我們買了房子，接下來三個兒子先后成家，他們也各自擁有自己的房子，他們家里除了彩電、冰箱、全自動洗衣機外，還有電腦、智能手機和汽車。
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創(chuàng)造了人類發(fā)展史上的奇跡，如今的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而中國倡導的“一帶一路”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”等主張，得到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的參與和認同，這就引起那些抱著“美國優(yōu)先”、仇華、反華政客的焦慮，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加征關稅，甚至在毫無證據情況下，動用國家力量切斷美國企業(yè)對華為等中國公司的供應，對中國極限施壓，妄圖阻遏中國的發(fā)展。但是，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，有萬眾一心、眾志成城的民族精神，有改革開放以來持續(xù)高速發(fā)展積累的物質技術基礎，有巨大發(fā)展韌性、潛力、回旋余地，有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和充足的政策空間，我們完全有條件、有能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(zhàn)，事實證明：美國政客對中國的打壓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力是有限的。
2019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同比增長3.9%；而今年1～6月份我國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.3%，這在當今世界上是很高的發(fā)展速度，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力不容剝奪，中國發(fā)展的步伐不可阻擋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:“只要我們保持堅定理想信念和堅強革命意志，就能把一個全坎都邁過去，什么陷阱啊，什么圍追堵截啊，什么封鎖線啊，把它們通通拋在身后！”
我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有一位詩人曾寫道：“想想昨天，看看今天，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好。”
最后，我還想借用《走進新時代》的結尾作為本文的結束語：“讓我告訴世界，中國命運自已主宰，讓我告訴未來，中國進行著接力賽，”“繼往開來的領路人，帶領我們走進那新時代，高舉旗幟開創(chuàng)未來”。
